八条罪状气坏刘少奇: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赃!

2012-04-12 14:03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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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毛泽东(资料图)


  本文摘自《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黄峥 编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12月


  少奇同志虽然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但是随着对他批斗的不断升级,送给他的文件种类和数量逐渐减少,直到停止。先是停送中央领导人之间传阅的文件。这种文件过去每天少则几份,多则十几份;后是停送一切上报中央和中央发出的文件电报以及外交方面的文件电报;再后来除了只有几份公开张贴的布告、报纸和参考消息外,任何文件都停送了。


  电话撤了,文件停送了,我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了。我想,剥夺少奇同志工作权利和政治待遇的决定绝非一般人所作。没有工作可做,没有文件可看,不吃安眠药又睡不着觉。这对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少奇同志来说,更是痛苦之极、不堪忍受的。他只能在办公室里、院子里、走廊里这个狭小的天地里默默地踱步或坐在藤椅上沉思。这些对我们一般人来说,简直是难得的休闲机会,而对于过去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每时每刻都在忘我工作的少奇同志来说这简直是在忍受痛苦的煎熬。


  后来,我看到他把多年来审阅过的一柜子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资料拿出来,一页一页地翻着看,似乎想借此而不让时光虚度,似乎想从中间找到许多不解问题的答案。


  林彪、江青一伙并不想让少奇同志有丝毫的喘气机会。1967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而林彪乘机也大放厥词:“在党内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组织路线。”又制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


  不久,北京各大报纸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捏造事实,对少奇同志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诬陷攻击。


  从此,社会上又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高潮。


  这些对我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迫于无奈,有人提议:“现在我们以造反派的名义就戚本禹文章中的问题去问少奇同志,然后写个简报,表示我们也起来造反了。”


  于是,我们拿着《红旗》杂志第五期进了少奇同志的办公室。这时少奇同志在躺椅上坐着没有动,光美同志看到人多座位少,就说:“你们坐,我们站着。”这样,除了少奇同志,其他人都站着。


  “我们是来请你答复问题的。”一同志说。


  “可以答复你们的问题,也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但要同志式的,不要把我当成敌人,把我当成敌人,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少奇同志说。


  那个拿着《红旗》杂志的同志说:“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中,列了你八条罪状。”刚一说到这里,少奇同志立即就激动起来。他气愤地说:“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赃!”说着就把他茶几上放的那份《红旗》杂志摔到地板上,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过《清官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我说过它是卖国主义的?我又什么时候说过要当红色买办?他们要是光明正大,可以来和我辩论嘛。不是讲大辩论吗?戚本禹为什么不来同我辩论?谁罢了我的国家主席职务?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发言权?宪法成了废纸,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如同火山爆发,他将心中的疑虑和愤慨都倒了出来,我看见他那双手的指头都有些颤抖。


  光美同志也气愤地说:“用造谣、中伤、污蔑、栽赃的手段定人的罪,谁能接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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